去年，王林以《除了既得利益，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》[1]一文披露了“92年广州双年展”一些陈年往事，他指名道姓地说：“九十年代上半叶，还有三件展事对中国艺术影响甚剧，值得提及。一个是1992年吕澎主持的广州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，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双年展名义举办的展览，但仅此一届，再无下文。展览企图通过市场操作让前卫艺术浮出水面，自有其意义。但评奖的暗箱操作和展后不守商业信誉，为艺术界投机活动开了不好的先例。……九十年代以来弥漫于中国艺术界的机会主义和江湖习气，就是从这个展览（广州双年展）发端”。 此文公开后，从各方反映情况来看，广州双年展的确发生了一些憾事：一是参展作品部分丢失；二是举办方未兑现承诺；三是评奖“暗箱操作”嫌疑。这些也正是王林指责该展览“开了不好的先例”的主要依据。
吕澎随后以《当代艺术需要争取彻底的合法性》作了回应，但对王林提及的相关具体问题未作正面答复。由于王林的文章涉及甚广，似乎不完全针对吕澎而又将他推向当代艺术的“罪人”位置，加之文章指向分散，使吕澎轻易避开了指责，反而大谈特谈资本是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合法化的重要意义；对王林有鼻有眼地指出“得到‘好处费’的批评家有意冷淡任戬等人的《消毒》行为作品”[2]，他则反问“你（王林）这么多年得到的好处难道比这个少吗？”[3]。这一问正如吕澎在其他场合所说“这个时代其实是没有知识分子的[4]”相为一致，执意在强调“不论我怎样，这个时代没有知识分子比我更干净、更高尚”。吕澎的坦白直率，道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莫大悲哀，集体堕落使整个知识群体不再有道德资格进行批判性表达，大家只有沆瀣一气和狼狈为奸。
王吕之争在美术圈里颇有关注率，但人们视线总被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所吸引。尽管他们还没有正面对质争辩，可还是通过媒体发声进行了“冷战”。王林最近接受《库艺术》采访时再次提及此事，杂志编辑似乎有意挑起批评界的陈疮旧脓，引用王林的“历史不是私有财产”作为文章标题[5]，原话虽是针对高名璐和栗宪庭，但切入吕澎策划的《改造历史》艺术展却更有言外效果。王林在谈访中指出“他（吕澎）说没有证据不等于就没有证据。就我讨论的问题而言我列举过很多案例。广州双年展有些参展作品到现在也没有退还，这不是证据吗？吕澎当年说‘买断历史’，现在讲‘改造历史’，是买断后改造？还是改造后买断？还是边买断边改造？买断，当然可以用钱。改造呢？用什么来改造？用官方意识形态来改造当代艺术吗？”
这里，王林的“历史不是私有财产”说法很不成立。首先，作为自在的历史之外，治史本是一种私有化的个体行为，历史写作全然来自不同个体的主观判断，再客观严肃也不足以还原历史。与此同时，任何人都有权杜撰或编纂历史。舆论界对吕澎的“改造历史”展览标题存在片面解读，因为过去时历史虽不可追溯更改，但记录历史及杜撰历史的动机目的就在对未来施加影响作用，故有“一切历史是当代史”批判说。人与社会的可塑性，来自历史互渗经验的整合动力，也是不同个体的意志表现。吕澎策划“改造历史”艺术展和撰写“中国当代艺术史”，不论它们具不具有改造历史的积极意义，但作为艺术史家拥有常人撰写历史的普遍权利。试想，司马迁的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何尝不是私有的“一家之言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