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说，站在布鲁克林看曼哈顿，林立的高楼像墓碑。9.11后，两座最具象征性的“墓碑”成了无辜人民的“无碑的墓地”。可是在我们的媒体里，形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城市的建筑群都是一些好词儿，如“雨后春笋”。“春笋”不仅有朝气，而且速度迅猛。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的背景之一。
城市大了，楼房多了，现代化的风格与嘴脸并存，依稀是人的模样。弱势群体越发显得自身的渺小。中央电视台《实话实说》做过一期节目题目为“好大一棵树”，既有对现代化的忧虑；又有对于忧虑的民主性的消解。通过“挑动群众斗群众”最终完成了娱乐的仪式。“春笋”般的城市景观是文化异化的外壳，这个空间还仅仅是物质性的，尽管被偏狭的单一理念所支配。精神性的空间就远比这个复杂。不过也都配上了“多元化”的好概念。
当艺术不仅仅只是政治工具的时候，它的商业品质就被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凸显出来。艺术的现代化首先是艺术市场的全面形成。艺术博览会可以对应那些一年一度的商品交易会；艺术拍卖会可以对应股市；画廊对应于商品专卖店；而那些不纳税的家庭艺术品交易差不多相当于黑市。无产阶级艺术家要经过这个过程才能成为资产阶级艺术家。不管你是主流非主流、官方非官方、学院非学院、实验非实验、行活非行活、先锋非先锋，似乎都要做这类填空题和选择题。
在中国，前卫的含义通常不是指称一种文化状态，而是代表一个阶层。通常是指那些富起来的“另类”，而那些穷下去的“另类”似乎就和“前卫”无缘。前卫不仅有阶级差别，还有地域差别，比如，在前卫批评家的心中， 外国的“另类”高于中国的“另类”；北京的“另类”胜于外地的“另类”。北京的“另类”是近亲，外地的“另类”充其量是远亲的远亲，远到可以忽略的程度。这种阶层和地域差别不仅表现在早期的圆明园画家村里，也表现在日后的宋庄之中。前卫也有性别的差别。女性主义艺术家无疑比“男性主义艺术家”更“前卫”；同性恋或双性恋艺术家比女性主义艺术家更时髦。此外，前卫还有材质上的特权，玩深刻不如玩材料，玩材料不如玩身体，玩身体不如玩尸体。依此类推，不一而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