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艺术家张晓刚
12 月4 日,北京的气温骤然下降,寒风如刀。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,张晓刚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,巨大的画室回响着我们的声音。让我格外惊诧的是,张晓刚居然显得如此年轻。在随后近两小时的对话中,他谈到了刚刚在纽约结束的“修正”个展,谈到了他这么多年做艺术家的感悟,也谈到了艺术市场以及自己与画廊合作的心得。在他平和的叙述中,能感觉到来自心底的艺术信念、个人化的忧伤体验以及非常清晰的目标。与张晓刚对话,犹如品茶,虽清澈见底,却回味无穷,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屡屡为其真诚所动。
《画廊》:你能谈谈11 月29 日在纽约佩斯画廊闭幕的个展“修正”吗
张晓刚(以下简称“张”):这次是我与佩斯画廊合作后的第一次个展,前后筹备了一年多,展出的都是全新的作品。我想做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展览,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,所以大家配合得很好。因为画廊的第一目的是赚钱,所以开始我还担心:新作中也许连人物都没有,万一卖不掉怎么办画廊老板听了以后跟我说:“我看中的是你的艺术,我相信你这个艺术家,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尽管去做,我们配合你做展览就行。” 因此一切都按我的创作计划进行,展览格局也就是如此。这次展出了我近两年多的新作,以“修正”作为主题,这个主题早在1996 年就开始触及了。当时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照片直接移植到画面上,却要把照片变成另外的绘画语言来表达我的回答是:我需要这个修饰的过程。因为照片不光提供了历史,它还提供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:要把现实中不好的东西去掉,把美的东西留在照片上。照相很像个隆重的仪式,后来形成一种模式,这种模式就是人们对自己的“修饰”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,所有人照相出来都是一副模样,再穷的一个人,他进照相馆也能穿同样的衣服,什么身份啊、地位啊就都被去掉了。因此我发现,现在人们看到的历史或者照片,都是已经被“修饰”过的。那么,我的工作就是对这段已经被修改过的历史进行再修饰,所谓的“再修饰”也就是个人化的处理。这样就出现了《大家庭》系列、《失忆与记忆》系列,到今天就形成了“修正”这个概念。在这里,“修正”并不是说要改掉错误进入正确,它是一种主观的追寻,或者是对已经发生的、将要发生的,或者可能发生的某些事情的一种再体验。这次展览做的是“关于睡眠”,下次或许会做“关于阅读”,或者关于别的什么。
《画廊》:有评论说这次展览中的《绿墙》系列代表了你在艺术风格上的转型,但在我看来,作品仍保持了对个人体验与社会情感的反省与表达,你如何看这批新作
张:我不属于那种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艺术家,因为我不是一个观念艺术家,我是属于个人体验型的艺术家。艺术家在寻找艺术语言的同时也就是在寻找他这个人本身,这是我对艺术的理解。多年以来,我对艺术语言的反思、追寻,都是在探索人性那点东西。我很注重社会生活、时代精神对个人的人格特征、心理结构的影响,这些东西最后就影响到艺术语言的形态。所以我不会把改变风格作为艺术目标,而是努力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,进而寻求更进一步的看法。从《大家庭》、《失忆与记忆》到《绿墙》,我希望大家看了感觉还是这个人的东西,但他换了一个角度来看,换了一种语言来表达。像你刚才说到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,其实是我的艺术中的一个核心命题。
《画廊》:从《大家庭》到《绿墙》,画面中常会出现诸如水渍、红线、色块、灯泡、驱蚊器、电视机等符号,恍如梦境,却又很动人,这是否与你曾喜欢过超现实主义有关系
张:肯定有关系。但为什么选择这几样东西而不选择其他的东西呢原来我也老在想,可能有天如果想明白了自己也就不做了。凭直觉,我反复画一些生活中的物品,包括有些会发光、发声的东西。说不清为什么要画,可能跟我原来的生活经历有关:这都是我原来生活中常用的物品,或许是常令我很烦恼的东西。在我的潜意识里,它们慢慢变成一种习惯性的符号。从另外的角度讲,这些东西与人存在既相互需要、又相互危险的关系。比如电视机,它能给你带来愉悦,但也是暴力的:它会控制你的思想,甚至会改变你的性情。我在画这些物品时也在想:它们和人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无疑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我表达的是从个人的角度去体验自己和周边的关系。在“关于睡眠”中,我想表达的是与睡眠相关的物品,都属于非正常的睡眠。这样就能理解画面上出现的符号。
《画廊》:你是关注历史的艺术家,但这种对历史的关注又是基于自己内心的体验,表达对象往往又是边缘的、非正常的,甚至是断裂的,有些类似于法国思想家福柯对历史的知识考古学方法,对此你是如何考虑的?
张:对,有一定类似。像福柯、卡夫卡,包括以前我画的《手记》就是因为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《死屋手记》,直接受其影响的。其实有一大帮人,都在表达非主流的历史观点。这种非主流的历史观,并非要反对正史,而是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待历史。严肃的艺术家,应该真实面对人性中的东西,把自己生活中的体验表达出来。当然,我很少用“批判”这个词,因为那样让人感觉自己高高在上,我是用“表达”这个词。如果把自己放在了不起的位置,然后去说“我是一个关注历史的人”,我就会觉得很虚假。我比较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与表达,但这往往让人感觉你谈的历史都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历史。其实这都不重要,我觉得人的内心最重要。你认为生活是什么样,生活就是什么样。
《画廊》:这批新作的灵感来源是什么?
张:我是个比较慢的人,想法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。有些构图在10 年前就有了,只是当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画。在创作习惯上,我是先把感觉表达出来,完了以后如果我还想表达它,这就会让我仔细去琢磨,并试图去发展、清理,把其中一部分强化出来,于是便有了这批作品。比如“关于睡眠”,这种睡眠就不是浪漫的东西,而实际上变成了某种象征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,它和人的睡眠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文化也是如此:过去被毁掉、被破坏掉的文化,它是死掉了吗?还是睡过去了?或者很多东西从来就没有苏醒过?睡眠也是一种逃避。另外,睡眠与梦有关系,与死亡也有关系,比如你不能说植物人在睡觉,那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。由这个想法出发,慢慢就形成了这组作品。而“绿墙”成为这组画的主题有些偶然。2006年我办《里与外》展览时,其中有两张画的是我父母亲的房间。我去父母亲的房间拍照片,便发现他们很顽固,居然还原样保留着70 年代、80 年代的房间格__局,保留了绿墙的感觉。哎哟,这一下子唤起了我的许多记忆。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绿墙的环境里,而且,这个“绿墙”的概念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,在家里能看到,同时在机关、邮局、医院等所有公共场所都能看到绿墙的存在。这或许是个外来的东西,却慢慢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离不开的概念。我就觉得很有意思,这次展览我就把它强化出来,将它弄成一个由绿墙包围的世界。在纽约的展览现场,我还把一块墙刷成绿色。可是对于美国人来说,他们却搞不懂我为什么要把墙壁刷成绿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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